走近珠穆朗玛[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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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一段时间因为写作的原因，接触了许多关于珠峰的资料，我和我的同事们整理出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珠峰作为世界最高峰不仅是登山者向往的圣地，也是大众关注的地方。去年，中国的业余登山爱好者第一次以一个队伍的形式，站在了世界之巅，珠峰因此非常真切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然而，在人类探险和攀登的历史上，怎么确定了珠峰是世界最高峰、哪些人第一次走近她、什么时候确定了攀登珠峰的基本方式、又有哪些人在珠峰攀登的历史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以及都有什么样的人曾经登上了世界之巅……包括登山爱好者在内的许多人，并不了解这些辉煌的故事。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只有了解了过去，才能更清楚地认识现在。这，就是这个系列文章的由来。
*感谢我的同事小阎在资料整理方面的帮助！

谁“发现”了世界最高峰？

记录中，最早对珠峰的测绘在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709年，清**扶植了和硕特蒙古王“拉藏汗”独揽西藏政务，安定西垂大局。公元1714年，中央**派出理藩院主事胜住、喇嘛楚尔沁藏布和兰本占巴三人对广大的藏卫地区进行勘测。据记载，他们在对珠峰的位置和高度进行过初步的测量时，采用的是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然而，具体的高度数值我们现在却无从得知，只是在1717年官方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现今珠穆朗玛峰的位置上，有一个明确的标示：“朱母郎马阿林”。
“朱母郎马阿林”是一个藏满双语合用的名称。藏语中，“朱母”是女神的意思，“朗玛”据说是她的名字；“阿林”是满文音，意为山峰。“朱母朗玛阿林”全文简译就是“神女峰” 。此后，《大清一统志》、《水道提纲》、《乾隆十三排地图》、《卫藏通志》、《皇朝地理图》、《大清一统舆图》等文献上都记载有珠峰的名称，只是出于音译的不同，标注的文字略有差异。

对位于欧亚大陆板块与印度次大陆板块结合部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展开大规模测绘，则是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在十九世纪之前，安第斯山脉一直被西方世界认为是地球上最高的。当时欧洲人还不知道喜马拉雅山脉的存在。
十八世纪末，英国已基本控制了印度。为了与沙俄在中亚地区竞争势力范围，英国和当时的印度**觉得有必要把他们的触角扩大到当时还未知的兴都喀什、帕米尔和西藏地区。为此，他们必须对这些地区有更多的了解。
当时的英属印度测量局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08年，英属印度测量局开始实施测量整个印度次大陆的计划。测量师们带着巨大而沉重的经纬仪慢慢地向北方移动。
1823年，时任局长的埃弗斯特（George Everest）开始了对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在内的一系列山峰的测量。然而，在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及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西方人同西藏、锡金、不丹和尼泊尔的关系比较紧张，出于政治原因，他们无法近入这些地区进行探险，英国人不得不从250里的地方对喜马拉雅的山峰进行观测和测量。



1847年，在对干城章嘉峰（Kangchengjunga）进行观测时，观测站负责人安德鲁·沃尔夫上校（Andrew Waugh）注意到在干城章嘉峰旁边还有一座泛射白光的、更高的冰山。沃尔夫的助手Michael Hennessy发明了一种新的命名山峰的方法——罗马数字。干城章嘉峰被标为IX 峰，而珠峰被记为XV峰。因为不能接近该山峰（最近时也只到达了250公里处）、观测季节的限制（只能在每年10-12月间）以及人工计算的不确定性，沃尔夫等人采用大地测量的方法，经过几年的漫长测算，1852年，安德鲁·沃尔夫宣布这座山峰的高度是8839.8米。这个关于珠穆朗玛高度的第一个数据，却是在印度平原上遥测的。
为纪念该局前任局长，沃尔夫建议将此峰命名Mt. Everest，1856年英国皇家地理协会正式接受了这个提议。
关于这个过程的描述曾有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版本：1852年，在印度Dehra Dun的测绘站, 计算室的主任Radhanath Sikdhar冲进沃尔夫的办公室，告诉了他等待多年的消息：“我已经发现了世界上的最高峰。”虽然这个故事引人入胜，但遗憾的是：它显然是捏造的。因为Sikhdar在1849年就已离开Dehra Dun。

在西方国家“发现”了这座伟大山峰的之前，世代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两侧的尼泊尔人和藏族人民，对于珠峰的存在并不陌生。尼泊尔人称之为萨迦玛塔（Samarghata） ，有“高达天庭的山峰”、“地球制高点”、“天空之神”等几种解释。藏族的习惯称呼则是珠穆朗玛（Qomolangma）。

历史的脚步走进了二十世纪，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长足和登山运动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于世界最高峰高度的兴趣更加浓厚。在这个认定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插曲。



1930年2月27日，以善于发表“伟大地理发现”而著称的美籍奥地利裔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向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电报宣布我国四川省境内的“明雅贡嘎山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高度是9220米（30250英尺）。”然而，后来的科学测量指出，贡嘎山的实际高度只有7556米。
1944年，一架美**用飞机在飞越驼峰航线的途中，经过青海阿尼玛卿山附近，在飞行高度表显示为9000米的时候，飞机员惊讶地发现，在他的之上还有高山。1949年。美国人里昂那多·克拉克根据传统方法测得位于我国青海境内的阿尼玛卿山比珠峰高出193米。70年代，经中国测绘，阿尼玛卿山主峰的准确高度是海拔6282米。

1954年，印度测量局重新测定珠峰为8847.6米。
1987年，在意大利人阿迪托·德希奥领导下，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分别求得珠峰正高8872米，但德希奥本人却称这次测量为本世纪精度最差的测量。
1992年5月和10月间，美国、意大利分别采用GPS技术和光电测距仪技术，重新测定珠峰高程的数据为8846.10米。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就把“精确测量珠峰高度、绘制珠峰地区地形图”列入国家最有科学价值和国际意义的科考项目之一。
在1958至1960年的珠峰登山、科考活动中，测绘工作者在绒布寺河谷开阔地段丈量基线，采用水银气压计测定基线端丘高程并进行天文观测的方法，获得珠峰高度为8882米。对于这一高度数值，很多观看过那个年代登山宣传片的人一定不会陌生。

中国人对珠峰的高程进行了精确测定是1975年。
这一年，中国组织了一支434人的庞大登山科考队伍。其中运动员179人，其余255人承担科考、气象、通讯及相关的后勤工作。
1月，珠峰高度测量工作与举世瞩目的再次攀登珠峰的行动同步展开。在中国登山队的协助下，执行珠峰高程测量任务的成都某测绘大队，在距离珠峰峰顶7公里至20公里、海拔5600米至6300米的范围内布置了10个观测点。
1975年5月27日下午13点47分，中国登山队9名队员携带测量觇标到达顶峰。
于此同时，10部经纬仪同时瞄向珠峰峰顶。经过连续3天、4个不同时段、16个测回的多种形式的测量，测绘部门获得了有关珠峰高程的一系列测量数据。并根据三角高程测量原理，计算从我国黄海平均海面起算的珠峰准确高度。
1975年7月23日，中国**通过新华社向全球发布：中国精确测得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
虽然，目前包括尼泊尔等部分国家采用的珠峰高度数值是海拔8850米。但是，中国官方公布的珠峰高度：海拔8848.13米（29028.945英尺），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官方机构采用。



喜马拉雅山脉卫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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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登山运动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
1786年，法国沙莫尼村的医生帕卡尔与当地石匠巴尔玛结伴，于当年8月8日登上了阿尔卑斯山的主峰——海拔4810米的勃朗峰。标志着现代登山运动的诞生。
此后的100余年间，登山运动在欧洲蓬勃发展，逐渐在组织方式、登山战术、装备器材、攀登技术等方面形成了专门的知识。由于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阿尔卑斯山脉，所以在世界登山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阿尔卑斯时代”。



勃朗峰

随着西方人对世界认知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十九世纪英国人对印度及其附近地区的进入和考察，庞大、高耸的喜马拉雅山系开始成为映入探险家和攀登者的视野。
对于这一地区最早的试探，与地理勘测密切相关。十九世纪中，出于利益驱使，英国对于印度周边的广大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但由于国与国间关系的限制，西方人还难以直接前往包括中国西藏在内的神秘地区。1865年开始，英印当局雇请、培训了大批长相酷似喜马拉雅山区居民的印度人，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地区转悠了多年，在千万双眼睛的注视下，从印度到达了尼泊尔、西藏，有些甚至到达了兴都喀什和帕米尔地区。他们为外界带来了关于当地大量的第一手信息。
这些印度人的工作对英国人早期描绘通向喜马拉雅的地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西方人并不满足。从1830年到1883年，先后有多名西方探险者尝试走近喜马拉雅山脉。这包括：
约色夫·胡克（Joseph Hooker）到达锡金山区。
阿道夫（Adolf）兄弟、赫尔曼（Hermann）和罗伯·斯雷汀特维特（Rober Schlagintweit）——这几个世界上早期的攀冰攀岩专家，以为测量站工作的名义，到达喀喇昆仑地区，1855年他们攀登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Abi Gamin峰（海拔7355米），到达了6785米的高度。
测量站的工作人员亨利·哈佛什姆（Henry Haversham）、古德文·奥斯汀（Godwin Austen），穿越了Baltoro部分冰川区。
1882年到1883年，英国登山家格雷汉姆（W.W. Graham）在瑞士向导的陪同下，去了 Garhwal和锡金地区，并借机到达了干城章嘉峰。
1887年，佛郎西斯·扬哈斯本德（Francis Younghusband）上校从中国新疆出发，翻越慕士塔山口（Mustagh）、穿过喀喇昆仑山脉，回到印度。
1892年，威廉·马丁·康威（William Martin Conway）开始尝试攀登喀喇昆仑山脉的部分山峰。


约色夫·胡克





尽管有这些尝试，西方人对珠峰的感觉还是恐惧多于挑战，那时正是阿尔卑斯山的黄金时代。攀登世界最高峰在西方人的心理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佛郎西斯·杨哈斯本德上校在他1936年出版的书中写到：“当我1887年第一次看到珠峰时，我想也没想过要要去攀登它。”
但是，围绕珠峰的尝试已经开始了——
1892年，日后成为Alpine Club主席的马丁·康威尝试攀登位于喀喇昆仑山脉的世界第二高峰、海拔8611米的K2；
3年后，被认为阿尔卑斯登山鼻祖的阿尔伯特·弗雷德里特·墨梅里（Albert Frederick Mummery）尝试海拔8126米的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
12年后，朗斯塔夫（Longstaff）和阿里克斯（Alexis）、亨利·布罗什瑞尔（Henri Brocherel）兄弟登顶7120米的Trisul峰；
1909年意大利人阿布拉兹（Abruzzi）尝试K2，并到达Chogolisa峰的7489米高度；
1911年，亚力克山大·克拉斯（Alexander Mitchelll Kellas）登上了海拔7128米的Pauhunri 峰；
1913年到1914年间，菲力普·德·菲力皮（Filippo De Filippi）带领一支探索队，穿越了克什米尔、Baltistan、拉达克，路经了昆仑山，到达了中国的新疆。
所有这些都表明，西方人对喜马拉雅地区的感觉已从好奇，从恐惧发展到尝试，攀登珠峰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阿尔卑斯登山鼻祖：阿尔伯特·弗雷德里特·墨梅里

1899年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的克尔森（Lord Curzon）向Alpine Club俱乐部前任主席和英国皇家地理协会的重要人物道格拉斯·弗雷什菲尔德（Douglas Freshfield）讲到，他想在拜访尼泊尔后，试图获得进入珠峰的许可。
1905年，克尔森向弗雷什菲尔德提交了珠峰提案。1907年，英国Alpine Club打算组织登山队，以纪念该俱乐部成立50周年。最初的建议都是从尼泊尔进入，但由于政治原因，这些建议都被认为不可行。
1913年，年轻的约翰·B·诺尔（John B. Noel）上尉不顾禁令，染了头发、涂黑肤色，假扮成从印度而来的穆斯林进入西藏，到达了距珠峰只有60公里的地方，第一次看到了云雾缭绕的珠峰最高的300米。这是西方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珠峰。
1914年到1918年的一次世界大战，对正在发展中的英国登山运动不辄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战争中，英国早期的著名登山家C·G·洛林（C.G.Rawling）和查理斯·格兰维尔·布鲁斯（Charles Granville Bruce）以将军的身份参战，前者死亡，后者严重受伤。战争中，战前最著名的阿尔卑斯登山家杰佛里·温思罗普·扬（Geoffrey Winthrop Young）丢失了一条腿，还有黑尔福德（Herford）、奥本海默（Oppenheimer）、杰夫凯特（Jeffcoat）等登山好手均死于这场战争。许多人做过这样的设想：如果扬没有受伤，他和诺顿（Norton）配对，或者马洛里和黑尔福德配对，在1921年也许他们真的能登上去，也许历史就要重写了。
然而，历史不存在如果。由于那个时代没有人了解对于8000米高山对人生理心理的影响，以及怎样解决或减轻这种危险。珠峰，首先挑战着人类知识的空白。


Alpine Club俱乐部前任主席和英国皇家地理协会的重要人物道格拉斯·弗雷什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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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珠峰探险——喜马拉雅时代的开端

发生在1921、1922、和1924的三次主要探险是人类最早攀登珠峰的尝试。在这些探险之前或期间有关极地的生理学问题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人们第一次认识到了氧气在极高点的价值。若干登山者到达了距离珠穆朗玛峰300米高度的地方。但是，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跨越最后的300米高度花费了人类另外的五十四年。

一、亚历山大·克拉斯：作为生理学与心理学意义上的登山者

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年，是极地高度心理学研究的兴奋期。
早在1876年，Thomas Hinchliff对探险困难的朦胧预测，做出了参考意见。他在写道：“像这样的探险家，有足够的经验和适应性帮助他们登上喜马拉雅山的更高地点，但我们也承认21500英尺（6550米）的高度几乎是人们难以进行任何活动的极限高度”。
然而，1909年由杜克（Duke）率领的探险队对喀喇昆仑山脉的探险被认为是“有助于人类登上最高山峰问题的解决”。这次攀登到达的高度是7500米，远远高于以往任何登山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次登山取得的骄人成绩，不仅使心理学家感到诧异，就是登山者本人也吃惊不小。这就为人类忍受极高海拔的忍耐力的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提供了舞台，在这一早期的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亚历山大·克拉斯（Alexander Mitchell Kellas）。

克拉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高山探险家。他首先在苏格兰，继而在威尔士，然后在全欧登山。1907年，克拉斯的目光转向了喜马拉雅山脉。他在1907年、1909年、1911年、1912年、1913年、1914年、1920年夏天和1921年春季，进行了一系列登山探险。克拉斯是以下这些山峰探险的第一人：Langbe Kangri峰（6668米），Pauhunri峰（7128米），Chomiomo山（6835米），Kangchenjav峰（6920米）。
或许是对喜马拉雅山多次探险的结果，克拉斯不仅比其他任何人更了解关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地理状况，而且他还为珠穆朗玛峰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人类施加的种种挑战给出了很多的对策。
1916年，克拉斯受邀请，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提交一篇有关“攀登高峰喜马拉雅之可能性的思考”的论文，并且随后发表在“地理周刊”。
他首先考察了到达远途山脉的种种自然环境的困难，然后，他进而分析了极地高度的很多生理学问题。
克拉斯在文章中陈述到：“对于人类来说，不须探险援助（指氧气供应）而登上珠穆朗玛峰是可能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携带氧气登山是可行的吗？”他将问题分为两组：“1、自然条件的困难；2、生理条件的困难。”并对每一个部分做了精细的分析阐述。
文章中，关于登高的极限和在极地高度的氧气消耗问题。他几乎得到了正确的答案，这些答案的获得部分是出于偶然的机会，因为他自己的材料并不太多。但是他将这些问题当做严肃问题来处置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他将登高限度的计算基于对血脉管氧气饱和的估计，得出了接近顶峰的登高极限可能是300-350ft.hf1，这同目前的估算相当接近。
举例来说，1978年首次完成无氧登顶珠峰的梅斯纳尔（与哈伯勒）曾说：“最后的100米花费了我们一个多小时。”
克拉斯也计算出了氧气的最高值，部分是根据Haldane和他的同事在阿尔卑斯峰的测量结果所得。这个结论十分接近山峰的实际情况，即“氧气的最大值为970ml/min。”（这个数值异乎寻常地接近珠穆朗玛峰的1070ml/min测量值。）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最高的突击地点应该是至少7770米高的地方，“而且出发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很早的清晨，而这一点十分重要。”
在标题为“总结”的部分，克拉斯认为：“一个在体格和精神上受过一流训练的登山员必将登上珠穆朗玛峰，如果自然环境不是太艰苦的话，他完全不必携带氧气或其他探险用具。对于这样的登山者来说，是否携带氧气区别并不大。”
50年后，梅斯纳尔与哈伯勒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克拉斯的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贡献，或许是他首先意识到了夏尔巴人在喜马拉雅山攀登中重要价值。在1907年的探险中，他带了两个瑞士向导，但他们却得了严重的高山病。1920年，他同另一名同事接伴而行，要不是协作人员的罢工，他们就登上了海拔7756米的Kamet峰。然而，这两次的经历让认识了当地一个叫Sherpa（夏尔巴）的族人。他发现这些夏尔巴人是快乐、聪颖的登山伙伴，他们看上去很瘦弱，但对海拔的适应良好。他们来自尼泊尔一个遥远的村庄。



Kamet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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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珠峰探险——喜马拉雅时代的开端

二、1921年：第一次珠峰攀登·“金字塔式”攀登方式的确立

1920年4月26日，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和Alpine Club俱乐部成立了攀登珠峰特别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议，提出了攀登珠峰的计划和准备事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1921年探险队的主要任务是探路，为1922年攀登做准备。
几个月后，37岁的哈沃德-布里（Charles Kenneth Howard-Bury）中尉前往印度，为英国争取获得进入西藏许可而努力，他后来被任命为1921年探险队的队长。12月20日，扬哈斯本德爵士收到了西藏地方**的电报：“英国队可以从西藏进入珠峰地区。”
通往珠峰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

英国队1921年的第一次珠峰侦察探险，刚开始，就失去了克拉斯这么一位极其重要的成员。
1920年秋天，克拉斯计划在攀登7755米的Kamet峰上进行有关氧气支持的价值测试。然而由于仪器和氧气瓶的迟到，使得他止步于7193米。为了明年继续这个试验，他决定留在印度大吉岭（Darjeeling）过冬。期间，他收到了参加次年侦察珠峰的邀请。



大吉岭和喜马拉雅山

1921年5月18日，由布里率领的探险队于从大吉岭出发，向北通过潮湿的锡金，从加里普山口（Jelep La）通过，最终到达西藏。探险队的很多成员都得了腹泻病，53岁高龄的克拉斯也不幸被严重影响。由于他5月10日刚从Kabrn山峰攀登返回，过于疲劳的克拉斯变得异常虚弱，最终在到达西藏的坎普宗（Kamp Dzong）时不幸病逝。
克拉斯，这位耗费了生命最后15年，致力于攀登珠峰、从事自然和生理状态研究的登山家，就这样在官方侦察探险队首次目睹珠穆朗玛峰全貌之前浩然离世。他的离去使侦察工作在高山病方面的测试出现了空白。
探险队继续前进，6月26日他们到达了珠峰以北距顶峰不到30公里的绒布寺。不知所措的喇嘛接待了他们，这是他第一次看见一支西方登山队。喇嘛为他们做了祝福，许多年后，这一宗教礼仪成了登山队到此必行的一个仪式。
6月29日，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和布洛克（Bullock）到达今日大本营的位置。从那里，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他们每天都出去寻找攀登路线。他们不清楚珠峰的天气、地貌，没有地图，有的只是执着的信念和人类固有的那种探索的精神。马洛里的固执和缺乏地形知识，让他们浪费了许多时间。直到8月19日左右，队中富有地理经验的惠勒（Wheeler）派人送给马洛里和布洛克一张手绘地形图， 马洛里才大概知道了攀登的方向。

接下来季风季节的恶劣天气让，二人在帐篷里足足等了三个星期。
9月21日，天气开始好转，其他队员和夏尔巴人也上来了。9月23日早晨，马洛里和同伴到达北拗——他们测量出这里的高度是海拔6985米。由于全队处于极端疲惫的状态，这一年的侦察没有向更高的地方前进，但是他们终于找到了通向顶峰的路。
英国人的这次侦察，其意义在于采用科学的管理方式、确立了“金字塔式” 攀登模式。此后，这种方式被大多数攀登8000米山峰的队伍所采用。大规模集体登山的管理也被开始人们重视，人们意识到了运输给养的重要性。另外，这次侦察发现5月份是珠峰的最佳攀登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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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22年：第一批珠峰遇难者·氧气的使用

1921年的侦察探险还未离开西藏的时候，伦敦方面就已经在着手制订1922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计划。探险队长，由56岁经验丰富的登山家布鲁斯（C.G.Bruce）担任，他战前就是喜马拉雅山区探险的前辈了。探险队的另一著名成员是诺维尔上尉（J.B.L.Noel），因为他在1913年对珠穆朗玛峰进行了著名的探险尝试。其他主要成员，包括芬奇（George Lngle Finch）、诺顿（Edward Felix Norton）、索马威尔（Theodore Howard Somervell）中士、47岁的队医隆斯塔夫（Tom Longstaff）和乔治·马洛里。

芬奇是1922年登山队中使用氧气登山的核心人物。他曾在牛津大学筹建了一个低压实验室。实验模拟了一个负重35磅的人登山的步速，并通过对脉搏等指标的测量，来推定氧气在高海拔的作用。实验结果证明了氧气的潜在价值，并得到了特别委员会的认可，委员会并为此提供400英镑。

诺顿的祖父Alfred Wills爵士，1854年登顶欧洲阿尔卑斯山脉马特霍恩峰（Metterhorn）开创了阿尔卑斯登山运动的“黄金时代”。由于诺顿曾在印度服役，并熟练掌握了当地的语言，使得他在1922年和1924年的探险活动中成为具有重要价值的人物。



海拔4478米的马特霍恩峰

32岁的索马威尔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音乐家。曾为1924年的探险电影谱写歌曲。作为剑桥校友的马洛里只承认索马威尔是一个从学识到体格都比他优秀的人。他还参加了1924年的攀登珠穆朗玛峰探险。

探险队的医生隆斯塔夫，比队中其他任何人的喜马拉雅地区登山经验都要多。他的登山足迹遍及Nanda Devi、Nanda Kot、Gurla Mandhata、Caucasus（高加索山脉），以及北美的洛基山、Selkirks和北极。


海拔7816米的Nanda Devi峰


Nanda Kot峰


Gurla Mandhata峰（那木纳尼）

基于1921年探险对西藏恶劣条件的深刻体会，马洛里最开始对于是否再次加入珠峰登山队表现得十分犹豫。由于21年侦察的成功，以及官方答应他担任带领8名队员的攀登队长，马洛里最后欣然加入。
1922年4月底，登山队到达绒布寺，并建立大本营。先期工作是运输物资并建立各个：1号营地5425米，2号营地6000米，3号营地6400米。
5月13日，马洛里和索马威尔在北拗建营。
5月17日，马洛里到达7012米。
但是马洛里的急躁让他犯了不少错误，例如：他认为他们只需每隔1000米搭一个帐篷，从一开始就反对使用氧气。所以他和索马威尔都未携带氧气瓶，但实际上，高海拔缺氧让他们的攀登速度大打折扣。
5月23日，他们只到达7600米的高度，远远低于计划。
5月24日，马洛里、诺顿、索马威尔和莫谢德（Morshead），8点钟出发，中午2:15，他们到达8170米的高度并返回。下山时，他们遭遇了滑坠，做保护的马洛里的快速反应救了同伴的命。他们下山的速度非常慢了。黑暗中，他们摸索着回到了北拗的营地已经是半夜11:30，610米的高度他们用了7个半小时。
同一天在大本营，芬奇和布鲁斯发现需要对他们的十个氧气筒进行全面的修理。芬奇决定用面罩联接成一个球状物并同一个“T”型管衔接。在呼吸的时候，登山队员只要敲打“T”型管的顶端就能将氧气导入球状容器，在敲打的时候就能吸到里面的氧气了。芬奇通过在一根点烟的香烟中通入一束氧气来测试被夏尔巴人称之为“英国空气”的氧气。
芬奇和布鲁斯然反复试验，发现那些携带氧气筒的登山者往往比那些不用氧气的人爬得更快。在极地高度，有关氧气价值的证据得到了补充。利用这些氧气装置，芬奇、布鲁斯和Teibir在7770米建营，并期望第二天能够抵达珠穆朗玛峰峰顶。当晚，芬奇突然吸氧休息，他们发现感觉很好。
第二天，芬奇和布鲁斯负重40磅，Teibir背负50磅出发，当他们达8320米时，因器材出现故障及体能的因素，两个登山者不得不决定返回，尽管他们距离峰顶只有500米之遥。
一周以后，七名夏尔巴协作在北坳的一场雪崩中不幸遇难，这是珠峰攀登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遇难事件。
1922年的探险到此结束。



马洛里与队友在试用氧气
芬奇和布鲁斯对氧气的使用，证明人类在超高海拔的攀登中，氧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他们比任何前人攀登的高度要高。其次，在同一个路段上，无氧的马洛里平均速度是每小时120米高差，使用氧气的芬奇和布鲁斯是每小时208米高差。
然而，对于氧气的使用还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人当中包括马洛里，他们认为不需要携带氧气，而且他们还对氧气装备大加嘲讽。许多人对使用氧气加以反对是基于道德基准。马洛里将氧气的用途视作“该死的异端”。而芬奇认为：“对氧气的使用存在着很多反对意见，它们大多是不科学的，他们应该有足够的意愿承认氧气确实大有用途，他们抱怨氧气的使用是反体育精神，因为是非英国的。反对使用氧气的长串理由是难以一一列举的，这些理由同他们对那些将爬山置于非人性框架中的其他职业的衡量标准是不一致的。”
对使用氧气的双面态度在随后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探险活动中一直存在。甚至直到今天，有人还对利用氧气登上珠穆朗玛峰或其他高于8000米的高峰的性质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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